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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要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信访机构的独立是重要的一环，只有独立的信访机构，依法行使信访职权，才能更好地发挥信访制度在宪政建设和人权保障中的作用。

而中国宪法中人的形象的变迁则属于外生型变迁。(6)妇女除有与男子平等权利外，其特殊利益亦应得到照顾。

它们在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中间，有意凸显了一些特殊的形象：(1)与男子相对应的妇女。1928年以后，民国政府颁布的宪法主要有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及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而且在采地继承税的缴纳问题上，伯爵与男爵是一个标准，武士适用另一个标准。3·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人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塑造的基本形象是强大而有力的人民。也根源于政权性质的转变：从革命政权到建设政权、发展政权。

与1946年《法国宪法》相类似，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38条规定：每个没有劳动能力和失去必需生活资料之公民，均有权获得社会之扶助和救济。这些规定体现了1978年《宪法》对于人的阶级属性的重视，延续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三位一体的基本形象。[22] 参见翟小波：《宪法是关于主权的真实规则》，《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等。经历论辩风雨之后的中国宪法学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不仅没有否定宪法实施、宪法适用等概念，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就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49]达成了共识。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旨，我们仍以前述六次学术争论为主题，但也会在论证过程中引用其他争论和第四条线索——新世纪以来浮现的个案（宪法事例）作为佐证。2010年，规范宪法学VS政治宪法学一度被视为年度宪法学研究的最大看点，且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由于宪法学研究缺乏足够的对中国问题的考量，这种民主+法治+……=宪政的加总式逻辑，一是没有完成卢曼意义上的概念复杂性简化，二是没能有效区分自由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分野，还导致思想界旷日持久的民主优先还是法治优先的道路之争，以至于超越了民主政治=宪政范式的中国宪法学，并没有对何为社会主义宪政、何为中国宪政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反倒为接下来的学术事件埋下了伏笔。2.宪法实施的新分歧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了宪法司法化之争后，中国宪法学研究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宪法通过法院实施（宪法司法化）——宪法实施是什么（宪法实施不等于宪法司法化）——中国宪法如何得到实施的螺旋上升过程。

该《批复》被废止之后，宪法学界曾迅速组织了一场反思性笔谈会。[43]这种主张，在齐玉苓案中实现了它在中国的首次实践。(3)宪法学要在探求宪法的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宪，修宪年份的前后都有一波宪法学研究的热潮。

需要说明的是，现阶段除了政治学的宪法学逐渐式微以外，其他范式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共生关系。[44] 当时，有论者认为：它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其间，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相互配合、学理研究与宪政实践遥相呼应，摸索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中国式宪政建设之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脉络与主题。截至目前，从争论前后的著述来看，阶级性并未重新走到台前，而主权、制宪权、共同体等关键词，开始进入人们回答什么是宪法问题的学术视野。

[50] 崔丽：《法规审查备案室成立，违法违宪审查纳入启动程序》，《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20日。应当承认，无论是法律学宪法学，还是政治宪法学，都无所谓优劣之分，只是研究的视角和分析的理路不同罢了。

李林主编：《新中国法治建设与法学发展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74]此刻，也许可以感知中国宪法学的当代境遇了。

陈云生：《宪法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法律语言，就是宪政体制中权力与权利的结构性失调。[12]与我们选定的时段样本和主题样本相比，一方面，韩教授选取的时间跨度更大，议题更多。[79] 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学60 年发展的学术脉络与主题》，《法学家》2009年第5期。随后，在成功地将宪法社会学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展开了寻求共识的对话。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渐明白，仅有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一大堆概念还不行，如果不能恰当处理好民主、法治与人权的顺位，在这张长长的清单上添加再多炫目的名词也无多大裨益。

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也是每一个人自由心灵的站立。习惯于诉诸法治、人权、与国际接轨等普世价值的宣传，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

实证的检索也显示，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研究要么是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历史描述，要么是对82宪法的宣传介绍和政治解读，缺乏基本的学术自主性。[62]20世纪90代年以来，随着苏联宪法学知识传统的抛弃和欧美宪法学知识与方法的再次输入，以及1988年修宪、1989年行政诉讼法、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1999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入宪等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国宪法学研究逐步走出政治学宪法学的范式，出现了宪法的经济分析、宪法人类学、宪法社会学、实证宪法学等新方法。

[27] 杜钢建：《新宪政主义与政治体制改革》，《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联想到三十年来我们在宪政建设上的渐进式增量改革，司法改革的复古主义倾向，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政治意识、阶级觉悟的复苏，群体性事件的此起彼伏等，都显示了作为事实的中国政治和法律实践与作为应然的中国宪法学存在着对立。

[75] 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法学》1997年第5期。其中，1988年宪法修正案只有两条，尽管意义重大，但并没能产生规模效应。[36]还有的学者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或者说宪法政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宪政就是由宪法确认和规范的民主制度及其实施。(2)从知识论看，中国宪法学研究并没有严格遵循什么是宪政、建设什么样的宪政、怎样建设宪政的逻辑顺序展开，而是在宪法司法化（即先讨论怎样建设宪政，再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宪政）碰头受阻后，才大规模回头反思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中国宪法的政治性和法律性问题。

[72] 参见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法律出版2008年版。所以，那种认为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宪法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途径[40]的思路也就顺理成章了。

[51] 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9页。自时间的维度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如果可以做一个断代史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大致说，中国宪法学研究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和发展之后，90年代开始进入反思和复苏时期，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在反思的大背景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开始觉醒，宪政建设和宪法学研究也趋向一个新的重建和繁荣时代。

[76]可以说，虽然两种方法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各自的主张，但无论是理论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法律学宪法学内部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学术共识。[12] 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学60 年发展的学术脉络与主题》，《法学家》2009年第5期。

[⑥] 相关论述可参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38]这样一来的后果是，一旦被奉为经典的宪法、宪政概念在范畴更新过程中发生动摇，宪政建设的策略和取向可能都需要调整。[⑧]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宪法学界才又重新开始广泛地探讨宪政的概念及相关的理论问题。[57]还有学者主张开展宪法性事例的个案分析，致力于推进个案先导、四力驱动的中国特色宪政发展模式。

[70]中国政治宪法学仍属于法学性的宪法，底色也是规范主义的。[78] 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曾言：宪法所担负的任务，以观察的角度来自政治层面或法律层面的差异，例如以‘政治宪法(politische Verfassung)或‘法律宪法(rechtliche Verfassung)，可分别讨论宪法的政治意义及法律意义，两者并不截然独立，可以相互影响。

知识转型 清末立宪以来，中国人便踏上了一条漫长的寻梦宪政之旅。[31]对此，宪法学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不得不做出群体性回应。

[37] 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一）差序格局是如何形成的？1.实用主义的理路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激情动荡，执政者和人民都在思考中国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建设的出路。